沟通行为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属官有行人、译官、别火三令丞及郡邸长丞,这个主客如果上溯到汉代叫“客曹”,因此译官更可能是一些精通语言的边民、少数民族或是外国人,后属大鸿胪,虽然提到汉宣帝时周堪曾为译官令,而在秦时则称分典客、典属国,外国人是怎样跟中国人交流的确实。
在古代，外国人是怎样跟中国人交流的
确实，今日谈丝绸之路，大多数人想到的是汉代，虽然因为学者们地考证，其历史逐渐可上溯到秦代甚至是战国时期。 但无论何时，“外语”都必然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沟通障碍。
在汉代，中国的使馆区叫“藁街”，为汉武帝所设立。 至明代为止，还有“竿俺答之首于藁街，以示天下万世”这样的使用（见《明史·杨继盛传》）。 在这一时期里，明代常见翻译有两类，译字生和通事。 而管理他们的人，其职位被称为“主客”。
这个主客如果上溯到汉代叫“客曹”，起于汉成帝，再早时如武帝称大鸿胪，景帝称大行令，而在秦时则称分典客、典属国。 在《后汉书》中的介绍是，客曹主管外国夷狄之事。 后来又分为南主客曹、北主客曹，又有左右丞辅之。
这个客曹的职责、管辖以及下属的人数，基本与秦时典客一致。 在《汉书·百官公卿表》中，对“典客、典属国”有详细记载：
- 典客，秦官，掌诸归义蛮夷，有丞。 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鸿胪。 属官有行人、译官、别火三令丞及郡邸长丞。 武帝太初元年更名行人为大行令，初置别火。 王莽改大鸿胪曰典乐。 初，置郡国邸属少府，中属中尉，后属大鸿胪。
- 典属国，秦官，掌蛮夷降者。 武帝元狩三年昆邪王降，复增属国，置都尉、丞、候、千人。 属官，九译令。 成帝河平元年省并大鸿胪。
可以看到，在秦汉时，涉及具体的交流工作，有“行人、译官、九译”这三种官职。 其中行人这个职务古已有之，《周礼·秋官司寇》中是这样介绍的：
大行人：掌大宾之礼及大客之仪，以亲诸侯。
小行人：掌邦国宾客之礼籍，以待四方之使者。
而在周代，负责外交事务者被称为“象胥”，其职责是“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以和亲之。 ”
至于九译令与译官，这倒是需要说明的。 在汉代有很多书提到“越裳氏重九译而来”，简而言之就是越南人通过九重翻译拜见了周成王，九译令或因此得名。 而《后汉书》中，虽然提到汉宣帝时周堪曾为译官令，但此后于《班彪列传》中又提到“今乌桓就阙，稽首译官”，后世也有言“秋官象胥郑注译官，则翻译有自来矣。 ”（见《盛世危言·西学》）
这里提到的“自来”大抵只是依赖于诸夷入驻，而后再被动学习。 对比明清两代也确实如此。 比如明代《全辽书》中提到的“按辽东例有朝鲜女直通事送四夷馆以次铨补鸿胪官”，又或是清代有酋长曰金美金那者，自来于檀香山（夏威夷、火奴鲁鲁）的某岛（见《皇朝经世文》）。 因此译官更可能是一些精通语言的边民、少数民族或是外国人。
并且像汉代张骞的“骞与胡妻及堂邑父俱亡归汉”能看出，他对语言的掌握，得益于实际日常生活交流。 而佛教的四大翻译家（玄奘、不空、真谛、鸠摩罗什）又有三人是外籍来华人士。 因此这些事情，再考虑到古时的“万邦来朝”，或者当时人们对外语的学习是属于被动态度，而交流则更多依赖于外国人的主动，并无今日这般积极。
为什么人与人的交流很难
所谓有些人难沟通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1.沟通信息不够严谨2.沟通人行为不当3.沟通对象认识障碍4.各种复合情况。
沟通行为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 形式简单分为:单向，双向和多向等。
单向沟通一般是命令和告知性的，用于人对接收到的信息总是按照自身条件进行理解，所以单向沟通传播速度快，但效果一般不理想。
双向沟通和多向沟通是信息反馈沟通，信息在发布和接受方之间来回修正，以期待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意见，这种沟通传播速度慢，一旦形成结论，效果更佳。 想要完美解决问题，需要对问题各方都做晰，包括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