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从文革后三代艺术家的更替和玩世写实主义艺术家群成长的背景中看得更清楚,都不再成为更年轻一代艺术家的精神和艺术上的支柱,整个80年代以来的中国艺术潮流,这种伤害——无论阶级斗争影响下孩子们的打群架,当时的社会背景——阶级斗争作为主要意识形态以及文化革命群众派系之间的武斗,中国当代艺术“F4“是谁中国当代艺术“F4“包括岳敏君、张晓刚、方力钧、王广义,属文革后的第三代艺术家,第一代艺术家属文革中下乡知识青年代。
中国当代艺术“F4“是谁
中国当代艺术“F4“包括岳敏君、张晓刚、方力钧、王广义。
“F4”的名称来自电视剧《流星花园》的四个主角，当时，岳敏君、张晓刚、方力钧、王广义四人的作品在国际拍卖市场价格已达千万元，由此，他们被称为“当代艺术F4”。
但是，从2013年秋拍，连续多场当代艺术专场拍卖会结果显示，“F4”的不少作品，出现撤拍、流拍，或低于估价成交的现象，业内人士便开始质疑“F4”的作品是否已走到艺术市场边缘。
扩展资料
2007、2008年中国当代艺术价格暴涨的泡沫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当代艺术板块和品位出现轮换，从最早的F4（岳敏君、张晓刚、方力钧、王广义）到新F4（刘野、刘炜、曾梵志、刘小东），到现在的赵半狄、尚扬、石冲、毛焰、段建伟等艺术家。
艺术界领军人物的变化可以看出当代艺术的调整变化，主力艺术家价格早已达到千万元级别，持续增值后续乏力。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艺术F4神话走到尽头了吗
方力钧的人物评价
方力钧有着这一代艺术家的典型经历，而且可以从中看到社会背景对他艺术形成的重要性。 他出生于1963年，他5—15岁的童年与少年时代，正是文革高潮到末期的阶段，在他的记忆里，孩子们之间的打群架成为他们童年游戏的最重要的内容。 一方面，当时适合儿童特点游戏，都被政治活动所代替，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背景——阶级斗争作为主要意识形态以及文化革命群众派系之间的武斗，无疑对儿童产生了影响。 而方力钧当时还是一个弱小者，常常因家庭背景受到欺辱，这给他的童年带来很大的刺激。 因为，按我们多年的国家意识形态的说法，1949年以前富裕的家庭就是不好的出身，而方力钧的爷爷作为曾经富裕的人，就是广大革命群众的阶级敌人，就是被斗争的对象。 这是当时所有的象方力钧一样的孩子，甚至所有大人都被告知的善恶标准。 尽管阶级斗争和派性武斗对当时的孩子们带来了打群架的影响，但他它保留了孩子们的最天真的方式——游戏。 即意识形态被游戏化之后，并没有给孩子带来更大的伤害。 但到了方第一次看到自己最可亲的爷爷在批判大会上，真的成了阶级斗争的对象，成了敌人时，这种意识形态化的善恶标准才真正给他幼小的心灵刻下了深深的伤害，尽管他当时无法解释这种伤害。 这种伤害——无论阶级斗争影响下孩子们的打群架，还是方的被欺辱，爷爷的被批斗，实质是他最初体验的人性中的恶，这些人性的恶，在当时却被意识形态美化为善与真理，这是一个孩子乃至当时大多数成年人所无法辨识的。 所以，伤害即是他们幼小心灵忍受着的这种矛盾和疑问的折磨。 正如他回忆说：“我在想开放以前始终生活在互相仇恨、斗争中。 由于出身造成的不平等，有时使我过早学会容忍或作假。 如1976年，毛、周相继逝世。 去灵堂悼念时，父亲对我使眼色，我知道我必须哭，但开始哭不出来，后来哭得不可收拾，所有的人都来劝我，老师表扬我，我知道如果我作出某种样子来，就会受到表扬。 这些是从小被教育的结果，你所受到的教育经常与你认为的正确的行为相反，但我想我那时就很可能已经是一个‘两面派’了。 这不是你愿意不愿意的问题，你的环境从小对你的压力太大了”。 方至今念念不忘这段经历，使我们找到了构成他艺术原点的最初原因。 这个原点即是作为他对付高压政治和价值系统的一种态度——玩世。 所谓后89，是我企图把握方力钧的艺术及其玩世写实主义发生的时代背景的概念。 一方面，是指引西方民主主义以拯救中国政治的理想主义思潮，在80年代末达到高峰，而随即遭到挫折后，所产生的普遍失落、反省，以及导引出的人文层面的无可奈何和无聊感。 另一方面，整个80年代以来的中国艺术潮流，试图以西方现代艺术和现代思潮来重建中国新文化的理想主义受到普遍的怀疑，或者说无论是尼采、萨特，还是西方现代主义的种种模式，都不再成为更年轻一代艺术家的精神和艺术上的支柱。 这一点从文革后三代艺术家的更替和玩世写实主义艺术家群成长的背景中看得更清楚。 这一代艺术家清一色60年代出生，80年代末毕业于艺术院校，属文革后的第三代艺术家。 第一代艺术家属文革中下乡知识青年代，文革的结束是知青群成熟的背景，因此他们把真、善作为艺术的内核；社会批判和追求人性的复归构成了他们艺术的特征。 西方现代艺术思潮大量涌进中国，培养了80年代中期出现的’85新潮代艺术家群，因此，强调文化批判和从形而上角度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就成了第二代艺术家作品的标志。 而玩世写实主义艺术家群自70年代上小学始，就被抛到一个观念不断变化的社会里。 文革成为他们童年的记忆，他们又随着社会开放一起成长，1989年，在他们相继走上社会时，代表80年代现代主义思潮的《中国现代艺术展》以西方各种语言模式为榜样，大喊大叫地登上官方的舞台，却随着官方的压力，迅速又转入地下。 无论社会和艺术，拯救中国文化的理想只是子虚乌有，留给这一代艺术家的只有来去匆匆的偶然的碎片。 因此，这代艺术家抛弃了此前艺术家的理想主义与英雄色彩，把前两代艺术家对人的居高临下的关注，转换成平视的角度，放回到自身周围的平庸的现实中，用泼皮的方式去描绘自己及自己周围熟视、无聊、偶然乃至荒唐的生活片断。 因此，这也导致了他们抛弃80年代中期对西方各种现代语言模式的模仿，而重新从写实主义——这个近代从西方引进，至今统治中国艺坛的写实主义中寻找新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