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晚期桓玄的轶事典故有哪些
晋书卷九十九列传第六十九》评价桓玄:性贪鄙,好奇异,尤爱宝物,珠玉不离于手。人士有法书好画及佳园宅者,悉欲归己,犹难逼夺之,皆蒱博而取。遣臣佐四出,掘果移竹,不远数千里,百姓佳果美竹无复遗余。信悦谄誉,逆忤谠言,或夺其所憎与其所爱。
不设寒具
桓玄喜欢收藏书画,也特别珍惜书画。每当有客人来访时,他就出示自己收藏的书画给他们炫耀。有客人吃了桓玄招待他们的寒具后,没洗手就触摸这些书画,使书画沾了油汁。桓玄很不高兴,此后会客再也不设寒具。后人遂以“桓玄寒具油”的典故代指观赏书画。
生而奇异
据说桓玄出生时,有光照亮房间,占卜者都感到奇异,故得桓玄小名灵宝。《异苑》则记载说桓玄出生时光芒满室,有个善于占卜的人说:“此儿生有奇耀,宜目为天人。”并取名为“神灵宝”。桓温嫌他取的名字有三字,便减去“神”一字,名曰“灵宝”。 史学家周一良认为,桓玄的名字有“道”、“灵宝”等字眼,是桓氏其信奉天师道的标志。
忿而杀鹅
桓玄小时,与一众堂兄弟斗鹅,但桓玄的鹅总是不及堂兄弟强,十分不忿。于是有一晚到鹅栏杀死了堂兄弟们的鹅。天亮后家人都惊骇不已,以为发生了怪事,向桓冲报告。桓冲心知是桓玄作的,一问,果然如此。
地不能载
桓玄称帝后入宫,坐上床上,突然床破烂了,众人见此皆失色,殷仲文奉承说:“陛下您圣德深厚,大地也不能承受了。”这话令桓玄十分高兴。
下笔成章
桓玄擅写文章,可从其事迹中看到。王恭死后,桓玄曾登江陵城南楼,说:“我现在想为王孝伯作悼词。”吟啸良久后就下笔,很快就写好了。桓玄消灭殷仲堪、杨佺期后,荆州刺史府、江州刺史府、后将军府、七州都督府、南郡公府皆来贺,五个版牍一同进入,桓玄见版至使即答,皆美而成章,并不揉杂。
喜好装饰
桓玄喜好装饰和书画,在击败司马元显后,桓玄迁镇姑孰,就大筑城内官府,建筑物和假山水池等都十分壮丽。另又曾以轻舟载着他的书画、服饰和玩物,有人因而劝谏他,桓玄竟说这些东西应该随身,而且称当时兵凶战危,若发生问题就可以很快运走。众人听后都笑他。
不设寒具
桓玄喜欢收藏书画,也特别珍惜书画。每当有客人来访时,他就出示自己收藏的书画给他们炫耀。有客人吃了桓玄招待他们的寒具后,没洗手就触摸这些书画,使书画沾了油汁。桓玄很不高兴,此后会客再也不设寒具。后人遂以“桓玄寒具油”的典故代指观赏书画。
桓玄从迅速成功到迅速失败的经历给了我们什么教训
温去世之后,桓氏一直在走下坡路。在桓温权力最鼎盛时,扬州、徐州、豫州、江州和荆州都在桓氏的控制之中。但当桓温去世之后,桓氏先是让出了徐州和扬州,后来又把豫州和江州也让了出去。
当桓玄走上历史舞台的时候,桓氏连荆州都丢了,因为当时的荆州刺史也不再由桓氏成员担任。
对于刚刚走上政治舞台的桓玄,史书是这样记录的:桓玄在江陵,荆州刺史殷仲堪十分敬畏他。桓氏几代驻守荆州,桓玄为人逞强专横,官吏百姓对他的畏惧程度甚至超过了荆州刺史殷仲堪。
玄在荆楚积年,优游无事,荆州刺史殷仲堪甚敬惮之。——《晋书》·卷九十九·列传第六十九
单看这段记录,桓玄好像非常了不起。可实际上,桓玄内心深处肯定充满了深深的自卑和愧疚。因为他父亲桓温活着的时候,经常可以让谢安和王坦之这样的豪门士族战栗不已。桓玄作为桓温的儿子,同样袭爵南郡公,竟然落魄到了和荆州刺史一较长短的地步,他能不自卑、能不愧疚吗?
因为桓温的光环过于强大,以至于桓玄只能在桓温的光环下瑟瑟发抖。史书记载了桓玄说过的一句话:“父为九州伯,儿为五湖长!”其内心的自卑和愧疚,可见一斑。
如果桓玄的上限止于此,那他顶多就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过客,以“桓温幼子”的身份出现。桓玄之所以能够在史书中拥有不逊于桓温的地位,完全是因为他后来又让桓氏重新恢复了桓温时代的辉煌,虽然这辉煌只维持短短的一瞬间。
荆州地区一直维持着三足鼎立的格局:殷仲堪、桓玄和杨铨期三人各有一股势力,谁也不能让另外两人真正臣服。可随着司马元显的介入,荆州地区三足鼎立的格局被打破。
桓氏称雄荆州足有五十多年。而且桓氏人丁兴旺,桓温几个兄弟的儿子和孙子加在一起,足有一百多人。再加上姻亲和故吏的关系,使得桓氏在荆州的影响力,足可以称得上根深蒂固、盘根错节。
殷仲堪之所以能与桓玄抗衡,主要因为他是中央政府任命的荆州地区最高军政长官,儿当中央政府剥夺了殷仲堪的职务之后,他就失去了与桓氏抗衡的实力。杨铨期与殷仲堪是姻亲关系,曾经一荣俱荣,现在只能一损俱损了。
仲堪虑玄跋扈,遂与佺期结婚为援。——《晋书》·卷九十九·列传第六十九
在这种背景下,桓玄成为了荆州的霸主,并利用荆州的军政资源,把四周分散的力量逐个兼并。
但就算如此,桓玄也称不上多厉害。因为在东晋历史上,与他权力相当的人有很多。可桓玄与他的前辈(王敦、陶侃、庾氏兄弟、桓温等)相比,却拥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优势:东晋的士族政治,正处于即将瓦解的阶段。
此时的东晋豪门士族,在司马元显的压制下敢怒而不敢言。为了打倒司马元显的独裁统治,豪门士族一定会无所不用其极。任何试图挑战中央政府的行为,都会获得豪门士族各种形式的默许甚至纵容。这是孙恩得以迅速崛起的主要原因,也是桓玄得以迅速入主中央政府的主要原因。
孙恩是体制之外的力量,他虽然可以从豪门士族那里获得一定的默许或纵容,却很难获得真正的支持。
虽然桓玄上位的方式,与豪门士族的传统方式不太一样,但他是桓温的儿子,显然可以算是体制之内的力量。所以豪门士族不但会默许或纵容桓玄,更会通过各种方式支持桓玄。
这里我稍微解释一下,在讲到豪门士族的时候,我们通常会用“三代论”来确定身份。
如果父亲是草根,儿子是高官或名士,那就算不上豪门士族,顶多算是土鳖成精。
比如陶侃,陶侃他爹是东吴将领,但很显然不是什么高官,而且早亡。史书说陶侃出身贫寒,陶母靠纺纱织麻维持生计,供养陶侃读书。陶侃后来虽然位高权重,但在豪门士族眼中,陶侃就是标准的土鳖成精。
如果爷爷是草根,但父亲是高官或名士,那就可以算是士族的一份子,但也谈不上多厉害。在豪门士族面前,也就比土鳖强一点。
比如桓温,他爹桓彝勉强算得上是高官或名士(桓彝的太常职位是追封),桓温绝对是官二代,但豪门士族说起桓温的时候,也经常是一脸不屑的样子。
如果爷爷就是高官或名士,父亲还是高官或名士,等到了孙子这一辈,就可以算作根正苗红的豪门士族了,因为这个家族已经做到了“三代显贵”,桓玄就属于这种情况。
但桓玄也有些特殊,因为他父亲桓温早死(桓温去世的时候,桓玄只有四岁),名声又不好,所以桓玄是在一个饱受打压的环境中成长的。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无论是殷仲堪还是杨铨期,都把打压桓氏当做头等大事。
从这个角度来说,桓玄虽然算得上是标准的“贵三代”,但他并不具备传统豪门士族的上位机会,只能另辟蹊径,通过与殷仲堪和杨铨期等人争权夺利来扩张权势。
让我们把话题拉回来。在桓玄进攻中央政府的过程中,司马元显就像一个光杆司令,根本没能组织起任何像样的抵抗。而当桓玄进攻都城的时候,朝堂上非司马元显一系的人,都在用各种方式与桓玄合作。
很多人认为:桓玄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地战胜司马元显,完全是因为刘牢之投降的缘故。
可实际上,在桓玄进攻司马元显的时候,刘牢之一直在观望。直到桓玄即将攻入都城时,刘牢之才决定投降桓玄。从这个角度来看:刘牢之的投降只是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
我们来大致梳理一下桓玄进攻司马元显的时间表:
二月初七,桓玄率军从江陵出发,一路无战事;
二月二十八,司马元显一系(司马尚之、司马休之兄弟)做出一些抵抗。但还没开战,军队中的重要成员——武都太守杨秋向桓玄投降,司马元显一系的军队不战自溃;
三月初一,刘牢之投降桓玄;
三月初三,桓玄兵不血刃地进入都城。
看到这场战争过程的时候,我总会想到东晋初年,王敦第一次叛乱时的场景:王敦带着军队晃晃悠悠地走了一个月,顺利地进入都城,一路上根本没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
再看看桓玄的这次战争过程,与其说这是一场战争,不如说这是一次大规模武装演习。因为在整个过程中,根本没有发生什么激烈的战斗。
在王敦第一次叛乱的过程中,甘卓一直在王敦的背后指指点点。只要王敦在进军过程中遭受挫折,甘卓就有可能抄了王敦的后路。可甘卓最终没能等到这个机会,最终被暗杀。
在桓玄进攻司马元显的过程中,刘牢之其实一直在扮演甘卓的角色。如果桓玄在进军过程中遭受挫折,刘牢之就有可能落井下石。可刘牢之最终没能等到这个机会,最终只得投降桓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