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江月 辛弃疾 翻译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主题词: 宋词 体裁: 词 年代: 南宋 作者简介: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人。一生以恢复为志。工于词，为豪放派词人代 表，风格沉郁顿挫，悲壮激烈，人称“词中之龙”，与苏轼并称“苏辛”。著有《稼轩长短句》，今人辑有《辛 稼轩诗文抄存》。《全宋词》存词六百二十余首。 原文 西江月·夜行黄沙①道中 明月别枝惊鹊②，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③林边，路转溪桥忽见。 【注释】 ①：黄沙：黄沙岭，在江西上饶西。 ②：“明月”句：苏轼《次韵蒋颖叔》诗：“明月惊鹊未安枝。”别枝：斜枝。 ③：社：土地神庙。古时，村有社树，为祀神处，故曰社林。 【赏析】 这首词是辛弃疾贬官闲居江西时的作品。着意描写黄沙岭的夜景。明月清风，疏星稀雨，鹊惊蝉鸣，稻花飘香，蛙声一片。词从视觉、听觉和嗅觉三方面抒写夏夜的山村风光。情景交融，优美如画。恬静自然，生动逼真。是宋词中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佳作。 夜行黄沙道中 辛弃疾·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头忽见。 【今译】江亭（译）·走在乡村的小路上 月儿出来惊动了树枝上的鹊儿， 轻轻吹拂的夜风中不时送来阵阵蝉鸣。 稻花飘香沁人心脾， 驻足聆听那一片蛙声， 好似在为人们的丰收而欢唱着…… 你看，天边还偶尔看得见七八颗星星， 转眼山前便洒落了两三点雨。 大雨将至，赶紧避雨，可一向熟悉的茅店竟找不到了， 跑到溪头转弯处， 嘿， 茅店不就在眼前么？ 《西江月》原题是《夜行黄沙道中》，记作者深夜在乡村中行路所见到的景物和所感到的情绪。读前半片，须体会到寂静中的热闹。“明月别枝惊鹊”句的“别”字是动词，就是说月亮落了，离别了树枝，把枝上的乌鹊惊动起来。这句话是一种很细致的写实，只有在深夜里见过这种景象的人才懂得这句诗的妙处。乌鹊对光线的感觉是极灵敏的，日蚀时它们就惊动起来，乱飞乱啼，月落时也是这样。这句话实际上就是“月落乌啼”(唐张继《枫桥夜泊》)的意思，但是比“月落乌啼”说得更生动，关键全在“别”字，它暗示鹊和枝对明月有依依不舍的意味。鹊惊时常啼，这里不说啼而啼自见，在字面上也可以避免与“鸣蝉”造成堆砌呆板的结果。“稻花”二句说明季节是在夏天。在全首词中这两句产生的印象最为鲜明深刻，它把农村夏夜里热闹气氛和欢乐心情都写活了。这可以说就是典型环境。这四句里每句都有声音(鹊声、蝉声、人声、蛙声)，却也每句都有深更半夜的悄静。这两种风味都反映在夜行人的感觉里，他的心情是很愉快的。下半片的局面有些变动了。天外稀星表示时间已有进展，分明是下半夜，快到天亮了。山前疏雨对夜行人却是一个威胁，这是一个平地波澜，可想见夜行人的焦急。有这一波澜，便把收尾两句衬托得更有力。“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头忽见”是个倒装句，倒装便把“忽见”的惊喜表现出来。正在愁雨，走过溪头，路转了方向，就忽然见到社林边从前歇过的那所茅店。这时的快乐可以比得上“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陆游《游山西村》)那两句诗所说的。词题原为《夜行黄沙道中》，通首八句中前六句都在写景物，只有最后两句才见出有人在夜行。这两句对全首便起了返照的作用，因此每句都是在写夜行了。先藏锋不露，到最后才一针见血，收尾便有画龙点睛之妙。这种技巧是值得学习的。 这首词，有一个生动具体的气氛(通常叫做景)，表达出一种亲切感受到的情趣(通常简称情)。这种情景交融的整体就是一个艺术的形象。艺术的形象的有力无力，并不在采用的情节多寡，而在那些情节是否有典型性，是否能作为触类旁通的据点，四面伸张，伸入现实生活的最深微的地方。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它就会是言有尽而意无穷了。我们说中国的诗词运用语言精练，指的就是这种广博的代表性和丰富的暗示性。
最早的翻译是怎么产生的
意大利谚语说：“翻译即背叛。”这句谚语的产生时间难以查考，姑且把它视作“古人云”吧。不仅古人这么说，现代语言学派亦当如是观。乔治·穆南的经典说法是“如果我们接受现代语言学派关于词汇、语法及句法的流行观念，那么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说，翻译是不可能的”。然而，与此相悖的翻译理论却层出不穷，翻译实践更是古今未绝。 根据罗新璋先生收编的《翻译论集》，我们大致可以断定我国的翻译理论有过几次重大变迁，这些变迁与翻译高潮相伴而生。第一次是自汉至唐，它是中国翻译理论和实践的第一个“黄金时期”。支谦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可能是我国最早的翻译理论，之后道安在论及佛经翻译时又提出了“案本而传”。这些无疑是“直译”说的最早版本。到了唐朝，随着佛教的进一步普及，玄奘大师发展了魏晋翻译理论，谓“既须求真，又须喻俗”。这就在“案本”的基础上兼顾了接受的层面。而“喻俗”（“通俗易懂”）带来的巨大“变革”也许即是后人归纳的玄奘诸法，尽管它们本质上并未脱离“直译”传统。到了明清时期，随着翻译领域的不断扩大，翻译理论也有了新的发展。尤其是在近现代，几乎每一位翻译大家都有一说。严复有“信达雅”三字经。林纾虽未明确提出“意译说”，但他所谓“天下文人之脑力，虽欧亚之隔，亦未有不同者”，也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吧；既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重要的便不是形式，而是内容了。之后是鲁迅的“直译”理论。他如此推崇“直译”（有人称之为“硬译”），一定与“五四”运动推广白话文有关，也一定与先生别求新声于异邦有关。再之后则是茅盾的“神韵”说，郭沫若的“风韵”说、“气韵”说，傅雷的“神似”说，钱锺书的“化境”说等等。 罗新璋先生把这复杂的翻译理论（其实也是翻译实践）沿革史概括为“案本——求信——神似——化境”“四步曲”。这就是说，其实我国的翻译理论一直没有偏离“直译”和“意译”这个一而二、二而一的“太极心”。而外国翻译理论又何尝不是如此？文艺学派多倾向于“归化”，而语言学派则往往比较讲求“异化”。一如有人在“直译”和“意译”的基础上提出“神似”——“形似”合一，即“神形兼备”的万全良策，“异化”和“归化”这两种针锋相对的理论或许也可以在尤金·奈达等语言文化学者笔下演变为玄而又玄的时鲜妙论。奈达从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以及文化生态（或生态学）等不同视角或方面（也即文本的一切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来考量语言文化，其涵盖性足以令人望而生畏。 但奈达们没有错，主张“神形兼备”或者“两化合一”的人也没有错。而且话说回来，译家们在具体实践中也未必都是“忠贞不渝”、“一以贯之”地坚守某一理论的。举个例子，鲁迅先生可是有名的“直译”派，而他30年代又是怎么讽刺赵景深教授的呢？赵教授“依样画葫芦”，把“Milky Way”（“银河”）译成了“牛奶路”。鲁迅就讽刺他说：“可怜织女星，化为马郎妇。乌鹊疑不来，迢迢牛奶路”。可见，鲁迅的“直译”观并非没有保留。而按真正的“直译”或“异化”标准看来，赵教授也没有错啊。当然注释是少不了的。这种例子还有很多，它们必定在“归化”和“异化”中分化。其中较为经典的有“说曹操，曹操到”和俄国人的“说狼到，狼就到”（英国人的“说魔鬼，魔鬼到”，西班牙人的“说国王，国王到”，等等）；或者“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和法国人的“吻的是侍从，爱的是骑士”（德国人的“吻的是孩子，想的是孩子的妈”，俄国人的“摸孩子的手，想孩子的妈”，等等）。更极端的例子则是我们的点头和印度人的摇头，或者我们的东风和英国人的西风。 杨绛先生的“一仆二主”说，除了说明翻译的艰难，多少蕴涵着“两化合一”的意图。即译者这个“仆人”不仅要忠实于原著这个“主人”，还要忠实于读者这个“主人”从而达到理想的“化境”。但多数译者恐怕因为有两个“主人”而可能为了其中一个“主人”（比方说“原汁原味”）去稍稍怠慢另一个“主人”。或者相反（比方傅东华先生所说的“舍弃一枝一节”以求“全书趣味精神”）。同时，也正因为有两个“主人”，多数译者都会有意无意地在具体翻译过程中暂时背弃某种理论，而不拘一格的。或者，他（她）在甲处用的是“归化”，而在乙处却倾向于“异化”了。举个例子：杨绛先生在《堂吉诃德》第二十五章中“原汁原味“地移植了桑丘对堂吉诃德“意中人”的不屑：“我可以告诉您，她会掷铁棒，比村子里最壮的大汉还来得。天哪，她多结实啊！身子粗粗壮壮，胸口还长着毛呢！”但在另一处，她却比较眷顾读者，把一个长长的小标题译成了“何必追根究底”。同样是这两个地方，另一位《堂吉诃德》译者董燕生教授却进行了不同的处理。于是，桑丘的话变成了“告诉您吧，玩起铁棒来，她敢跟村上最壮的小伙子比试比试。真是个难得的姑娘，堂堂正正，有股丈夫气。”很明显，董教授把“胸口长毛”意译成了“有股丈夫气”。而在杨先生翻译的“何必追根究底“处，董教授却恨不能字字对应，以至于连冠词都保留了：“这里讲到一个死气白赖想知道究竟的人”。倘使叫我来译，或许我会把（“Donde se cuenta la novela del curioso impertinente”）这个小标题译成“过分好奇的故事”或者“无事生非的故事”。这就是说，无论是翻译理论还是翻译实践，都提供了彼此殊异的可能性。因此，套用歌德的那句老话，“一千个译者，就有一千个莎士比亚”。而客观的莎士比亚却永远只有一个，谁更接近他，谁就是好译者（所谓受众语言在变，译文当“与时俱进”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红楼梦》不能为了让所有人读懂而不断改写。时代只能把普及的任务交给缩写者、影视剧和卡通画）。而完全一样是不可能的。因此，博尔赫斯说了，翻译是值得怀疑的，“莎士比亚脱离了他的语言，也就不是莎士比亚了”。但无论如何，博尔赫斯自己又一直是个勤勉的文学翻译者请输入上图中的验证码，字母不区分大小写。
